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：“文之思也，其神远矣。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。”这意味着文学构思可以超越时空，不受任何拘束。王夫之则在《姜斋诗话》中指出：“身之所历，目之所见，是铁门限。即极写大景，如‘阴晴众壑殊’‘乾坤日夜浮’，亦必不逾此限。”这意味着诗人能看多远，诗笔就延伸多远，不能超越视觉的阈限。这两种明显对立的说法，都有不少拥趸，因此诗歌中的距离便成了争议的焦点，聚讼纷纭、莫衷一是。
宋代王得臣在《麈史》一书中说：“白傅自九江赴忠州，过江夏。有《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》曰：‘白花浪溅头陀寺，红叶林笼鹦鹉洲。’句则美矣，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，西去大江最远，风涛虽恶，何由及之。”“白傅”指的是诗人白居易，白居易晚年官居太子少傅，所以后人常以“白傅”称之。白居易虽然是大诗人，但是王得臣对他写的“白花浪溅头陀寺，红叶林笼鹦鹉洲”这两句诗颇不以为然。理由是头陀寺在城东绝顶处，距离长江甚远，再大的风浪也不至于把江上的浪花溅到头陀寺去。尽管有人告诉王得臣这是夸张之词，与《诗经》中所谓的“峻极于天”是一样的思维，但是王得臣依然认为诗歌应该坚持“实录”原则，排斥“白花浪溅头陀寺”之类的不实之语。
欧阳修字永叔，号醉翁，严有翼在《艺苑雌黄》中说，欧阳修“《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》云：‘平山栏槛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’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，或以谓永叔短视，故云‘山色有无中’。”因为距离“甚近”，在有的人看来，诗歌便不能用“山色有无中”这样的表述；至于“永叔短视”云云，则可谓是对欧阳修的酷评。针对这种观点，严有翼打圆场般指出“山色有无中，非烟雨不能然也”。据现代学者沈玉成考证，位于扬州的平山堂，“距离金、焦、北固诸山，并不‘甚近’，大约有三十里，烟雨霏霏，从堂中远眺，山色有无正是眼前实景”。可见因为距离问题，“山色有无中”便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。其实，王维早就有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”的成句，欧阳修在这里除了即景之外，兼有用典的成分在内。明乎此，难怪“东坡笑之，因赋《快哉亭》道其事云：‘长记平山堂上，欹枕江南烟雨，杳杳没孤鸿，认取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’”
明代杨慎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评价杜牧《江南春》一诗道：“千里莺啼，谁人听得？千里绿映红，谁人见得？若作十里，则莺啼绿红之景、村郭、楼台、僧寺、酒旗，皆在其中矣。”杨慎认为杜牧诗歌涵盖的“千里”范围非人之听力和目力所能及，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杜牧诗歌原本是“十里莺啼”，今本作“千里莺啼”，乃“俗人添一撇”所致，于是很鄙夷地说道：“士俗不可医也。”
对于杨慎的说辞，何文焕颇不以为然，他在《历代诗话考索》中批驳说：“即作十里，亦未必尽听得着，看得见。题云《江南春》，江南方广千里，千里之中，莺啼而绿映焉，水村山郭，无处无酒旗，四百八十寺，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既广，不得专指一处，故总而命曰《江南春》。”何文焕和杨慎的分歧，既有对诗歌主旨理解的不同，也和诗歌所涉及的距离以及涵盖的范围有关。
有道是距离产生美，但是以上几则诗话却充分表明了距离足以产生争议。假如穷根溯源作深层次分析，可以发现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以考据的思维和标准评价诗歌。钱钟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序里说考据只能断定“已然”，而文学艺术却可以想象“当然”和测度其“所以然”。以考据的尺子来衡量诗歌，难免方枘圆凿，争议自是不可避免。
其实，“身之所历，目之所见，是铁门限”，是说文学源于实际生活，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进行超越时空的书写。尽管文学来源于生活，但文学终究是对生活能动的反映，可以视通万里、想落天外。而恰恰是诗评家的短视，使得诗歌所涉及的距离成了有争议的话题。